明星是比较奇特的社会产物。

一个明星必须距离普通人足够远，否则不可能让人产生膜拜之情。但又不能太远，否则无法引起共情。

明星必须足够像粉丝视野中所能真实见到的人，如果真的是“神仙哥哥”或者“神仙姐姐”，可能导致彼此之间出现隔膜；但又需要具有一些超凡的特征，否则让粉丝找不到崇拜的理由。

用新出版的《我们为何迷恋真实》一书的话来说，“当我们凝视名流光环时，我们的潜意识需要再某种程度上相信‘我也可以成为他’，但同时也深深感到‘我绝非他’”。

也就是说，明星及其人设，本身需要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建构。这其实就是哲学上的本体论和实践论层面的双重悖论。

明星一定与其人设密切相合，但差距必须要有，因为纯粹展现真实的明星，不可能存在，不可能维系。没有一个具体的、真实的人可以满足娱乐工业进行人设运作的需要。

从电视、电影以及报纸等传统媒体作为明星构建人设，与粉丝保持互动的时代，再到而今，明星的信息几乎难以遗漏地进行实时展现，这就导致人设的建构和维系面临更多挑战。

所以，很多明星开始尝试诠释真实自我，用新型的人设建构方法来增强曝光度，用形象设计团队、经纪公司、明星自己认为的更具鲜活性的人设形象来吸引粉丝。比如，参加真人秀活动。

真人秀活动对于很多明星，尤其是并非超一线的二、三线明星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似乎可以极大地增强明星的曝光率，使之经常呈现在观众、网友的面前，变得足够接地气。不仅如此，明星及其经纪公司往往相信，可以很从容地经营并展现想要展现的人设，或者说新人设。

应该说，这样的尝试很容易获得成功，以及因此带动的效仿。一些明星参加真人秀，展现出类似于普通人的性格特点、生活习惯、做事方式，因而赢得了更多喜爱。有些长相清纯的明星，在真人秀中大秀可疑的智商，以说话不经大脑的“蠢萌”迅速征服了粉丝，导引实现了大量的路转粉、黑转粉。

但是，也会有明星发现，参加真人秀等活动虽然有助于增加曝光，获得更多的短期广告机会，增加收入；但是却导致了过度曝光，从而使得神秘性和亲和性的平衡就此偏移。

偶像经由真人秀等节目，以及社交媒体的过度曝光，带来的主要风险其实还在于，增加了人设崩塌，难以自洽的风险。明星及其经纪公司会努力维持人设表现的真实性，但表演就是表演，无论人设与真实特质的距离有多近，只要不是全面吻合，就可能使得主动展现出的真实，成为一种刻意流露，最终很容易引人反感的诱因。

如书作者所指出的，即如美国娱乐圈21世纪初开始兴起明星真人秀节目，到2010年代，随着社交媒体文化爆发式的传播，推动了明星因为真人秀而提升影响力、（票房和广告）号召力的普遍现象；但在接近于2020年之前，这种互动达到顶峰后，名人的接地气就变得乏味可陈。书中举例说，詹妮弗·劳伦斯2013年在领取奥斯卡奖时，在舞台边的阶梯边被礼服绊倒，这反而吸引了很多粉丝；但她在2014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红毯、两个月后的《X战警：逆转未来》首映式等活动中一而再地重复跌倒，这使得很多人开始质疑，其表演太过于刻意。“在她的事业达到顶峰的同时，她也明显地利用了自己接地气的特质，满足了公众对真实性的渴望……是名流文化和媒体把这一切放大到了极致，形成了一条指数级的曝光曲线，最终反噬自身”。粉丝们最终认为她“愚蠢得惊人”。

卡戴珊一家通过刻意的叙事，营造出过度透明化的标签，“过着三重生活，一重在节目中，一重在社交媒体上，一重在现实中”，卡戴珊姐妹承认自己是人造的、物质至上的，反而因此被称赞勇敢又诚实。在中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的娱乐圈，也有类似艺人模仿其做法。

当然，卡戴珊在真实性议题上给公众提供的话题，远远突破了一般明星。2017年，金·卡戴珊为了维护当时的丈夫坎耶·韦斯特与泰勒·斯威夫特对峙。争吵的起因是坎耶·韦斯特在歌曲中将泰勒·斯威夫特称为“that bitch”，泰勒·斯威夫特说自己并没有同意对方对自己使用这种描述。但金·卡戴珊指责泰勒说谎，将坎耶与泰勒的通话录音公布，录音中，泰勒与坎耶·韦斯特讨论了歌曲中的很多细节。

此事件对于泰勒·斯威夫特造成形象上的巨大冲击。泰勒·斯威夫特沿用的是传统明星的形象建构方法，营造自己想要营造的人设，比如自己毫无顾忌地表现出傻气和健康的一面，其音乐中充满着乡村音乐和木吉他的味道，在社交媒体上展现爱猫的一面。但在金·卡戴珊这种“混不吝”的叙事操作手法的冲击下，就显现出“精心培育的真实”还不如“诚实的虚假”这一点。

此事件之后，泰勒·斯威夫特重新打造了“恶女”的人设，发布了复仇歌曲，甚至在歌曲MV中用比较激烈讽刺的画面来回击金·卡戴珊。书作者指出，泰勒·斯威夫特打造的新人设与其内心真实并不相符，显得更为刻意。

书名：《我们为何迷恋真实》

作者：（英）埃米莉·布特尔

译者：马雅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