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正加快在全世界其他地区完成殖民征服。摩洛哥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时逐渐丧失独立地位的。

摩洛哥在18世纪的素丹统治已经逐渐遭遇危机。这个国家当时其实仍然是离散的政治结构，拥有雄心壮志的君王其实无法有效控制地方，虽然一度通过改革对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将这种改革导入地方和军队。但即便如此，摩洛哥的君主也不能去挑战西班牙在摩洛哥地中海沿岸的飞地。

要完成改革，强化国家机构建设，就需要更多的税收加以滋养，而这无疑会极大地削弱传统神权阶层的利益。如美国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苏珊·吉尔森·米勒在其所著的《摩洛哥史：沙海行舟》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这些明知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摩洛哥社会”，反对者甚至就是皇子，“聚集了一帮因素丹默罕默德的改革而利益受损且心怀不满的人：被剥夺了特权的宗教上层、自己的收入减少的苏菲道堂、强烈反对违反宗教税收马克斯的普通民众”。

接踵而至的是，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摩洛哥民众对欧洲强盗深恶痛绝。这种情况下，改革者默罕默德三世的继承人苏莱曼素丹决定扭转父亲将海外贸易作为国家财政基石的政策，减少与欧洲的商业联系。苏莱曼素丹还废除了广受厌恶的税收马克斯，转而通过传统的宗教税收压榨地方。这些政策倒退随即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素丹政府的税收减少，改革实际上无力继续下去，而宗教税收实际上对于民众的负担更重。书作者感慨指出，“苏莱曼缺乏政治技巧，不会在国家政治体内的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寻求平衡”。

在一片混乱中，1830年，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尔附近的西迪·弗鲁奇登陆，这在摩洛哥造成恐慌。摩洛哥的素丹此时已换成了失败者苏莱曼的侄子拉赫曼，趁机接收因法国入侵外逃的阿尔及利亚难民，并与奥斯曼帝国保留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发生冲突，结果却无法取胜。摩洛哥国内开始陷入巨大的政治不稳定，军队挑起兵变，拉赫曼素丹自己甚至被囚禁，后逃出生天组建平叛军队，重新夺回了政权。

无论摩洛哥素丹愿意或者不愿意，1830年代的摩洛哥已经摆脱不了与法国人的一战。战役在1844年打响，摩洛哥军队惨败。

战后的谈判中，素丹派往巴黎的使节了解到法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商业、教育、通信、农业、军事等多方面进步，建议素丹效仿进行改革。但事实上，同时期甚至更早以前，奥斯曼帝国等中亚、西亚、北非的其他保留独立地位的国家都曾涌现出改革的倡议，然而改革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调整，既得利益者往往不愿意首先作出牺牲。

摩洛哥此时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保护机遇，在几十年里保护这个国家不被法国完全控制，似乎这是天赐的自强变革机遇。19世纪50年代，英国与摩洛哥签署友好公约，推动两国贸易快速增长，这使得摩洛哥素丹政府的收入快速增长。当然，这种合作也有意料之外的后果，比如摩洛哥授予英国人，甚至被外国公司聘用的摩洛哥公民以专门保护，这对于素丹政府的权威有巨大伤害。

19世纪中期已经高度孱弱和混乱的西班牙，在1859年不顾英国警告进攻摩洛哥。尽管西班牙军队没能像法国军队那样摧枯拉朽地击败摩洛哥军队，但摩洛哥军队确实也拿入侵者没办法，在英国的撮合下，摩洛哥政府向英国借钱来赔偿西班牙，然后用摩洛哥的海关收入来还债。

素丹拉赫曼在1859年去世，默罕默德四世继位。新君对国家遭遇一连串的失败深恶痛绝，决心发动改革。但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摩洛哥社会相当程度上以农牧业为主，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改革虽然由素丹发起，并通过协调、指导、哄骗等方式促使官僚采取行动。总的来说，改革使得摩洛哥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国家财政，当然这一过程中的货币改革给农民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行政改革使得摩洛哥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呈现出古代部族联盟治理机构的形态；素丹政府还增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此外，在军事方面，摩洛哥也编练了新式军队。

书中指出，摩洛哥的军事改革相较于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其实力度上大为不足，虽然几任素丹都始终重视效仿西方的军校、兵工厂、新军军制建设，但摩洛哥素丹与保守势力的博弈却始终高度艰难。

随着与欧洲贸易的发展，以及本土产业的起步，摩洛哥开始出现新式的资产阶级精英，这些人对于国家改革的迟滞不前感到不满，但国内人数占比更多的保守派则认为跟欧洲人走得太近了——如书中所谈到的那样，19世纪晚期，英法等国的犹太人甚至希望在摩洛哥建立定居点，摩洛哥民众因此强烈不满。

20世纪初，法国开始大规模渗透并控制摩洛哥，并最终在1912年将之变成保护国。这个国家将在1956年重新恢复独立。无论如何，摩洛哥19世纪在外国渗透和入侵期间的抗争，都记入了这个国家的历史，镌刻进入了人民的集体记忆。

书名：《摩洛哥史：沙海行舟》

作者：（美）苏珊·吉尔森·米勒

译者：刘云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6年1月